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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 王晓德: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范文吧
发表于2021-10-01 12:14:54 归属于政策招商 本文已影响 我要投稿 手机版

王孝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美国外交史、拉丁美洲史和现代世界史。著有《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研究》、《文化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等。他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历史》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总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美国也不例外。一个国家在外交上追求自身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政府往往将这些最实际的活动包裹在“理想”的外衣下,使其在外交政策上获得丰富的实际利益。事实上,美国文化的根源一直是实用和功利的,骨子里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这种文化特征不仅表现在美国个人身上,也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内外问题的处理上。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对自身实际利益的追求,即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政策也难以掩盖其功利目的。

第一,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文化根源

美国人以务实著称,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广袤荒野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出于各种目的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虽然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但大自然“赐予”他们的不是享受成功,而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环境。虽然早期移民所信奉的“理想”对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免于崩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真正让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工作精神。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中,深深扎根着艰苦奋斗、勤奋努力、个人主义和勇敢无畏的务实精神,这成为美国民族在推动北美未来发展中的明显特征。即便是移民在“文明”的旗帜下驱逐和杀害在这片大陆上繁衍了几代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用白人的“文明”取代土著居民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夺取他们的土地。这种功利的追求贯穿了数百年的征服历程。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与早期移民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产生的。本质上,它起到了扩大活动范围,最终为新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和一些具有强烈务实精神的东方宗教。新教蔑视天主教对来世的强调,主张信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现世的活动中,以具体的成就来判断他们的行为。衡量“天生皇帝选民”的标准,不是不折不扣地遵循宗教教义,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新教伦理把人们从虚幻的“来世”世界中拯救出来,带回现实生活,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把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功看作是上帝的拯救,把物质财富看作是上帝对勤劳者的赞美,把饥饿和贫穷看作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把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判断人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使北美移民和后来的美国人毫不犹豫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教伦理是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的物质财富,但它也包含着带有理想色彩的宗教价值观。只是人不要一味停留在对理想的憧憬和赞美上,理想只是起到一种精神上的作用,激励人走向成功。美国学者欧内斯特·鲍曼称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为“有远见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理想地把自己定位为“上帝的选民”,但他们关注功利主义,把“想法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标准。博尔曼指出,清教徒理想的实用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宣称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幌子。

在介绍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拉斯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不善于思考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总是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长远的利益。他们看重的是可以获得的、有形的、真实的、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美国人不愿意在时间限制长的理论问题上下功夫,只关注促进眼前利益的科技发明。美国几乎没有抽象思辨研究的市场,而应用科学在美国受到青睐。许多对世界现代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也让欧洲人望尘莫及。19世纪中后期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械师,是天生的工程师,就像意大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德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实践精神可以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美国人在处理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他们一般从功利的角度来判断事情,很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空的想法。美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但与一些宗教国家不同,社会上很难看到浓厚的宗教氛围,美国人也无法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宗教信仰只是一种形式,不会限制他们的行为。美国人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效率,讨厌浪费时间,生活中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但从不乱花钱。计划或总结报告总是尽量避免繁文缛节,甚至他们的日常发言也变得简明扼要。美国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美国人讲求实际,无暇在深奥的理论问题上大惊小怪,认为这样做太麻烦,却没有实际利益,因此很难在美国产生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在欧洲人看来,形而上学哲学在美国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在考察美国之后,托克维尔指出:“文明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不重视哲学。”德国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家,在“最不重视哲学”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出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对西方哲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现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产生的实用主义思想无疑是美国文化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属于“美国货”。美国历史学家小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人以务实著称,重事实轻理论,从结果中发现命题意义,视实验和谬误为真理之路,不在乎演绎逻辑。...当美国人形成一种独特的哲学时,自然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承认,实用主义得益于民族先驱的经验,也就是说,边疆经验对美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精神》的作者认为,实用主义的特征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征,与普通美国人的气质惊人地匹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所有经历都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了准备,现在似乎为实用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可见,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符合美国人应对高度竞争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正是美国人的现实态度和创新意识孕育了最能体现北美美国社会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将实用主义精神灌输到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实用主义就是“美国精神”,培养美国人的现实主义作风和进取精神,美国领导层就是“官僚-实用主义领导集团”。基辛格用自己的为官之道说出了实用主义的真谛。

毫无疑问,自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后,实用主义开始发挥作用,后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在日常活动中留下重利轻理的痕迹,美国领导人表现出务实的态度,生怕自己的行为违背这种“精神”,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意外。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曾深谙此道:“领导美国的秘诀在于让美国人相信,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内政和外交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面对的对象也完全不同。国内的成就是通过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或好处来衡量的。事实上,“实用主义”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也有着明显的影响。

第二,务实传统与早期美国外交

尼克松曾经谈到美国开国元勋在建国初期带领国家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所持有的基本思想。“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非常务实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为,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尼克松试图表明,开国元勋们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完美结合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创造了独特的条件。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开国元勋的言论中包含“理想”,但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一个有争议的世界中的现实利益。事实上,在他们的思想中,现实的考量显然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国家才能在危险的情况下免于危险。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是美国人眼中美国民族的化身,美国人的很多特点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很难说华盛顿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领导人,从不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有无私的原则。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完全没有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解决了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具体到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是华盛顿追求的最高原则。他声称:“在国际交往中,任何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都是不可信任的。在国际事务中,如果没有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就不会有秩序。”杰斐逊被誉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他的思想犀利、激进,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建国前后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诚然,杰斐逊坚持原则,主张进步,注重法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充满“幻想激情”的理论家,他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是非常实用的。他几乎被实用技能迷住了,发明了一些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的技能,有些还获奖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人眼中是一个实用的“榜样”。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远不如华盛顿和杰斐逊,但他的实用思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领导新独立的国家在敌对的世界中进行协调,从而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其他人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处于最高决策层。他们都把实现国家利益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指引下,这些开国元勋们无先例地解决了许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问题,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不会“异口同声”,更不会步调一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分歧,有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对方的地步,但都在为美国探索更为务实的发展道路,因此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留下了深刻的务实痕迹。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将美国建国时期称为“现实时代”,确实很有道理。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尽快战胜英国,美国积极争取与英国矛盾突出的国家的援助。1778年2月,美国和法国结成联盟。当时美英实力相差悬殊,法国的支持对美国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与欧洲局势的变化紧密相连。1789年7月,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进行军事干预。1793年2月,英国向法国宣战,结成反法同盟,使欧洲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虽然欧洲的灾难让美国在巨人之间的斗争中有了回旋的余地,但根据美法盟约,美国必须向法国提供支持。这实际上让美国陷入了参与屠杀欧洲大国的境地,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独立。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党共和党人热情赞扬法国大革命,唤起民众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支持,要求政府履行条约义务。杰斐逊当然没有为了原则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他只是想利用法国打破美国在市场和资本上对英国的依赖,利用法国作为对抗英国的砝码。但是,如果联邦政府按照杰斐逊等人的意见行事,就不得不冒着再次与英国开战的风险。对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来说,这个代价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极力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争端,尤其担心美英关系不好会导致两国贸易中断,届时进口税大幅下降,美国势必陷入金融危机。因此,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非常重要。至于法美盟约,汉密尔顿认为,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的被推翻,这种盟约自然已经停止,美国当然不应该再为法国承担义务。经过国会双方的激烈辩论,汉密尔顿的想法占了上风。事实上,杰斐逊等人也希望美国避免欧洲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政府宣布将客观上奉行有利于英国的中立政策。法美同盟形同虚设,美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卷入欧洲动乱的风险,为老牌国家的独立与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美法同盟关系的中止并不意味着与英国关系的缓和。独立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并没有按照达成的和平条约从美国领土上完全撤军,而是继续控制一些战略要地,操纵印第安部落对抗美国。美国宣布中立后,英国极力阻止美国商品流入法国,严重侵犯了美国的中立权利。1794年3月,美国宣布禁运,矛头直指英国。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战争濒临爆发。对美国来说,与英国的战争显然弊大于利,只会加剧国内危机。汉密尔顿断言,与英国关系的破裂将导致美国信用和商业的崩溃。美国实力的薄弱使其无法以强硬的态度对抗英国。为了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华盛顿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去英国谈判。经过美国屈辱的妥协和退让,两国终于在1794年缔结了著名的《杰伊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一贯坚持的中立政策和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美国的海外贸易也受到各种限制,但也使英国从非法占领的美国领土上撤出,解决了困扰美国多年的西印度群岛问题。更重要的是,条约的签署消除了美英之间的战争危机,给了美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尽管《杰伊条约》遭到了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但其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它对维护美国独立和生存的重要性。华盛顿政府通过妥协让步挺过对英关系危机后,明显意识到与欧洲国家纠缠的危险。因此,他在卸任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为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定下了基调。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后,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独立外交政策。在与拿破仑·法国谈判后,他正式废除了法美同盟,从而使美国不再承担一切妨碍其中立的条约义务。杰斐逊在任期间利用法国和美国的矛盾,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领土。正是国父们在外交上的务实态度,使美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成就,开创了美国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美国建国者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国家利益为标准,制定和实施符合美国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政策,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们在外交问题上的灵活态度为他们的继任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以明显的实用主义标志着早期美国外交。

三、“理想主义”外交的本质

美国白人常常自称为“上帝的选民”,为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这种说教虽然能从美国白人文化的形成中找到根源,使美国对外关系呈现出所谓的“理想主义”特征,但并没有真正体现美国外交的本质,相反,它使美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非常“隐蔽”。忽视这一点,很容易被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语言所迷惑。美国学者罗斯·格雷戈里曾指出:“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会自动发生冲突,而道德政策...可能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格雷戈里显然以赞美的口吻谈到了两者的一致性,但这表明“理想主义”外交在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服务方面也非常务实。

20世纪上半叶,只有伍德罗·威尔逊可以称得上是奉行“理想主义”外交的总统。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充满了“理想”色彩。事实上,“理想”和现实并不与威尔逊相冲突,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一就任美国总统,墨西哥政坛就一片混乱。威尔逊改变了美国政府的做法,拒绝承认通过政变上台的胡尔塔临时政府,要求胡尔塔立即下台,并通过选举在墨西哥建立了宪法选举的政府。为了迫使huerta下台,威尔逊不惜诉诸主权国家无法接受的军事干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在此过程中暴露无遗。他那句“教南美共和国选出好人”的名言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威尔逊的目标是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美国可以控制的政府。“好人”是按照美国的是非标准来评判的。所谓“好人”,是指经过美国筛选和选举后掌握权力的人。因此,美国政府在试图扳倒“坏人”胡尔塔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好人”。美国主张在墨西哥建立宪政只是“好人”执政的一个条件。然而,如果统治者不服从美国的指挥,损害美国在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好人”就会变成“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宪政也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威尔逊政府和墨西哥宪法政府在卡兰萨的敌对行为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威尔逊的对华政策经常被美国学者描述为“理想主义”。正如著名学者伯顿·贝米斯总结的那样,“历史学家在一个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观点: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威尔逊政府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家参与六国贷款,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美元外交”,更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实现既定的“门户开放”目标,只是威尔逊政府更现实的选择。就连将威尔逊的外交称为“传教外交”的阿瑟·林克教授也指出:“老练的外交官认为,他们在威尔逊的行动中看到了某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宣布中立,中立的天平明显向同盟国倾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盟国事业的同情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因为英法两国似乎在为“文明”而战,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方面,没有威尔逊“理想”的痕迹,只有美国的利益。在这方面,与威尔逊政府打交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经验最深。1915年3月,威尔逊的亲密助手爱德华·豪斯上校请法国新闻主任德·卡塞那夫坦率地谈谈法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德·卡塞那夫说:“普通法国人认为,除了美元,美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豪斯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法国人普遍认为,我们完全受利润动机的驱使。英国人说得更清楚了。1916年2月2日,乔治·塞尔在给众议院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关于外交政治和国际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先生,总统和你应该记住,美国的政策和德国的政策一样自私。”上述人士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出了美国外交的本质。美国对德宣战后,威尔逊将美国的战争目标理想化,激动的美国人在威尔逊理想话语的刺激下迅速进入战争状态。然而,“理想”的语言本身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而后者只是对前者的无情嘲讽。美国后来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更能说明美国在维护“人权”上的虚伪。美国著名外交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曾说过:“在外交中,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一个公开承认的目标。”这句话虽然是对威尔逊政府一些外交行为的探讨,但恐怕也是这位研究威尔逊外交的学者发自内心的精辟总结。事实证明,威尔逊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将美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张发展到了美国历史上的高潮,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美国的现实利益。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总统之一。当他入主白宫时,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奄奄一息。上任后,他推行“新政”,将美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他在各地解决国内问题时都表现出务实的作风。他自己说:“我相信务实的解释和务实的政策。”他首先采取行动,然后要求他的工作人员解释和理论化他的行动的意义。罗斯福时代是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时期,他的外交处境并不比中国轻松。美国学者对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或风格有不同的看法。研究罗斯福外交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莱克称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一些对罗斯福大加赞赏的人甚至认为他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捍卫者。罗斯福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尽管他不像威尔逊那样享有“理想主义总统”的赞誉,但在他的演讲和政策公告中,“理想主义”一词随处可见。然而,他的外交思想和方法是灵活多变的,总是顺应潮流,改变形势。我们很难用“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等固定术语来定义罗斯福的思想。他将这些说教融入自己的思想,使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美国现实的需要。“睦邻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对西半球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一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对缓和美拉关系、确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只是利用政治手段,强调经济手段,限制军事干预,以达到美国在西半球的既定目的。罗斯福也是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美国政府为了实际利益,正式承认苏联,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因为,一是美国不愿意放弃苏俄广阔的市场,二是想利用苏俄遏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罗斯福所说,“世界正走向一个危险的时期,欧洲和亚洲也是如此。俄罗斯将在稳定这一局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二战前,罗斯福政府与英法等国一道,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被称为维护世界和平。事实上,它助长了法西斯欺负弱者的嚣张气焰,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然而,罗斯福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总统。他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逐渐将美国与反法西斯事业联系起来。这种倾向在二战爆发后变得更加明显,甚至美国最终也卷入了这场战争。二战中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对法西斯的崩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美国获得的利益不能仅仅用统计数字来解释。美国最终完成了威尔逊在罗斯福时期未完成的事业,为美国在战后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向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就罗斯福本人而言,他无疑是一位时代伟人,但也是一位执着追求美国真正利益的总统。他的行为更体现了实用主义倾向,“以经纪人的身份适应形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甚至他的一些朋友也认为他似乎脱离了一种不可预测的状态,没有既定的政策,因为他抛弃了许多理论和教条。”正是这种不拘泥于教条理论的务实态度,使罗斯福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以上对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大纲的考察,意在揭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本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理想”的语言掩盖不了美国外交追求国家利益的本质。“理想化”政策与美国的真实利益根本不矛盾,相反,它促进了美国利益在特定时期的实现。威廉·威廉姆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认为,美国成功地将对具体实际利益的追求与口头宣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目标混合在一起,用来动员人们支持这些利益。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评论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狐狸的狡猾手段达到狮子的目的”。当我们研究那些用“理想”作为实现现实目标的手段的美国领导人时,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一种更生动的解释。

4.现实主义与美国战后外交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对国际关系领域理想主义学派的挑战。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在争夺国际社会的权力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追求自身的现实利益。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元勋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延续,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敢在外交上藐视世界,藐视美国的现实利益。他们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的,贝利从对美国外交的研究中得出了“自我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的结论。因此,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时,美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早已为其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养分。相信现实主义的后起之秀大多来自美国。他们的代表包括理论基础深厚的专家学者和决策层的高级外交官。虽然他们的观点不一致,但都诠释了以强权政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本质。他们的思想对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命题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效力。然而,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永远不会依赖于某个理论或原则。它一般是灵活多变的,视情况而定,美国外交的务实传统就体现在这里。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不会将外交视野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框架。他们试图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制定最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政策。因此,本文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开国元勋在外交上留下的传统。只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能对美国的战后外交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项深受强权政治影响的政策。虽然自二战结束以来,对苏联的遏制在国内决策层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但遏制政策的理论发起者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凯南。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苏联敌视美国的根源,并首次公开提出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的主张。随后,美国就外交政策展开全国性辩论,遏制苏联的呼声占了上风。此后,遏制战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不一定客观,几年后凯南坦言。然而,美国政府确实从两极对立的思想中获得了很多好处,至少公开充当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实现了美国多代政治家的梦想。然而,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称其为追求国家利益,这实际上违背了国家利益。这导致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和战后美国战略的几次重大调整,其中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战略收缩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在外交领域面临各种挑战,美国力量的缺失尤为突出,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调整。1969年7月25日,他在关岛发表讲话,承认美国不能“承担保卫自由世界的所有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原则,即“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被称为“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表明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明显下降,也表明美国的全球战略将从进攻转向防御。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结束了与越南的战争,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僵局,与苏联进行了缓和外交,重新调整了与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外交措施反映了尼克松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现实观点。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尤其是基辛格,他从事美国外交研究多年,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政治头脑。他特别称赞梅特涅维护欧洲“均势”的思想,主张建立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秩序,从而在多极世界中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个想法与尼克松的现实主义观点不谋而合,赢得了尼克松的赞赏。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现实认识,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自然表现出非常务实的特点。基辛格主张“清除外交政策中的一切情绪”,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应体现“现实主义风格”。

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很少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在解决美国外交面临的问题时也留下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痕迹。吉米·卡特以开展“人权外交”而闻名,他的外交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务实的特点。卡特时期是美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卡特政府还努力解决直接影响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缓和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卡特政府逐渐从强调原则转向强调实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对苏联采取了以实力为后盾的强硬政策。“卡特主义”的出现开始了美国外交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虽然卡特本人因为外交困难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他下台时的强硬态度一度构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实用主义也很明显。保拉·布里斯基指出:“里根政府最初确信,它想从前任的错误和成就中吸取教训。它意识到,即使是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也需要以务实和谨慎的方式进行。”里根再次将对苏联的遏制推向高潮。他没有将中美关系的发展置于个人好恶之上,而是从美国的现实利益出发,推行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以灵活机动的方式在第三世界与苏联展开激烈竞争,夺回或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延续了40多年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趋于崩溃,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过程。客观地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明显增加,但现实考量仍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例如,美国政府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中将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放在非常高的水平。1990年6月27日,布什总统提出“开创美国商业的倡议”,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经济伙伴关系”,并把开放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上日程。1992年8月,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向“美国经济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除了继续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比尔·克林顿政府还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并积极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虽然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的“理想”基调依然高涨,但显然已经转向务实的方向,比如宣布在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上与人权脱钩;重开美日贸易谈判;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这些措施给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

从战后美国外交的发展来看,即使在现实主义完全控制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美国决策者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也从未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内容,而是将其与美国面临的现实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私利掩盖了对美国外交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了很多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他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公室,作为继承威尔逊外交的象征。尼克松经常说,他只是想贯彻威尔逊高尚的“道德”原则。以推行“现实主义”外交著称的尼克松至今仍是这样,可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正是由于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外交中“理想”的内容,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学者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道德”相结合,将使美国外交彰显其特色,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现实利益。基辛格1994年出版的《外交》一书特别强调了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决策的影响。甚至有人把“理想主义”和“实践政治”这两个对立的术语结合起来,提出“理想政治”的概念,以表达“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显然,美国政府从未放弃过以“理想”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选择,并确实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利益。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虽然“理想”和“权力”在字面上并不相容,但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却实现了有效的统一和“最佳”结合,其中一个强大的纽带就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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